中国婚姻挤压的现实与趋势

男性婚姻挤压的现实与未来

这里的婚姻挤压，主要是男性婚姻挤压。长期的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区间造成男性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远超女性。

这其中既有社会文化原因也有历史政策原因。

2010年，除新疆和西藏自治区外，中国大陆其它各个省区出生性别比都偏高，一半左右省区的出生性别比在120以上，当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

2015年中国小普查显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2，印度同年性别比也高达107.60。

近年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7 年年末我国的总人口性别比稍微下降为 104.81，但依旧高于正常水平。绝大多数国家总人口性别比在100或者以下，2015年全球人口性别比均值为97.9，而亚洲和东南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现象，其中印度和中国最为严重。

由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各种社会风险，最直接的就是男性的婚姻挤压——也可以直白地称之为“光棍”现象。

单纯从数量角度看，光棍可以分成当下的与未来的、显性的与隐性的、高龄组和低龄组的，即广义光棍人口涵盖全人口的所有年龄组。

首先是“老年光棍”，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孤独终老；其次是 30-59岁的“大龄光棍”，属于“60 后”“70 后”“80 后”；再次是20-29岁的“青年光棍”；最后是 0-19岁的“后备光棍”。作为低年龄组，在人口学意义上，0-19岁年龄组多出来的男孩人数就是“后备光棍”人口。

中国到底将有多少“光棍”？

在厘清了“光棍”的概念后，我们想知道，中国到底可能有多少光棍？！

2020 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 3490 万。

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布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具体数据，因此当下我们还无法精准地甄别和推算“光棍”的人口数。

不过，只要我们了解到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每年出生性别比偏高累计产生的“多余男孩”总量，就可以知道在 3490 万多余男性人口中大龄光棍和青年光棍、后备光棍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占比情况又如何。

推算结果是，“80 后”世代多余男性 138.36 万，“90 后”世代多余男性 1012.14 万，“00 后”世代 1301.62 万，“10 后”世代（截至七普时点）1191.2 万，合计 3643 万，与 2020 年七普公布数据 3490 万基本接近。

这只是绝对数量的“光棍”。婚姻具有匹配性，仅仅有男性的结婚意愿，远远还不能成为现实。

女性婚姻意愿也在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女性的婚姻意愿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提高，婚育模式表现为晚婚和晚育。1990年中国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龄分别为21.6岁和23.8 岁，2018年则上升至 26.3岁和27.5岁，分别延迟4.7和3.7岁。

女性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现象，表明现代女性不会再像传统一样绝对依附于婚姻和男性，而选择通过延迟婚育来增加发展机会和上升通道，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婚姻对女性发展的顺次序位降低。

“光棍”绝对数量增加，遇上了女性结婚意愿走低——两项叠加会导致“光棍”的相对数量绝不仅仅是七普数据中多出来的“3490 万男性”。

婚姻家庭形态也将随之改变

中国称之为“光棍”。美国则称之为“单身”。

2013 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著作中将“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社会定义为“单身社会”。

美国为例，在 1950年代，美国人口中只有 22%的人过着单身生活，到 2010 年代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处于单身，其中 3100 万人独自生活，这差不多占到了美国成年人口的 1/7。独居户数则占到了美国总户数的28%。

以北京为例，北京地区的家庭小型化趋势持续加剧，从1982年的3.7人/户降至2020年的2.31人/户，低于2.62人/户的全国平均水平。

从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趋势来看，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传统大家庭，未来单身家庭也可能会取代核心家庭。

性别失衡、婚姻挤压的社会风险

婚姻挤压不单纯是人口学意义的，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学含义。出生性别比影响可婚人口性别比大约要滞后20 年左右。在中国，由于上述四个世代人口的交叉叠加，所产生的复合的婚姻挤压影响会更为深远。

食色，性也。光棍现象必然涉及这个隐秘而敏感的话题。受性能量的挤压，光棍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也可能出现性交易、性犯罪等行为，继而带来性安全、性健康等问题。

在性别失衡背景下，那些被污名化的核心利益受损群体比如农村光棍等更容易成为“破窗理论”的验证者，男性光棍人口也可能沦为某种意义的“狼性人口”，结伴滋事，从而提高社会犯罪率。

中国的婚姻挤压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他们多数属于底层人口和草根群体。在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能达到 150：100（例如这次风口浪尖上的徐州市下辖部分县域甚至比这个比例更高），积累了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婚姻市场中的男性劣势并没有相应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物化，而光棍村落的增加也进一步危及了社区安全，刺激了买婚、骗婚、婚外恋以及早婚回潮等现象的发生。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性别失衡带来的经济风险体现在性别失衡导致高储蓄、低消费，抑制经济活力。在性别失衡背景下，一方面，家庭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必然会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来预防和应对风险。

另外，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女性人口分布过分集聚于城市服务行业，婚姻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变革，不婚单身、结婚离婚的状态转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大龄女性单身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男性光棍问题。

中国的性别比偏高现象也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性别比提升导致我国男性相对于女性的结婚率显著降低，男性在婚姻市场受到 “梯度挤压”，男性为使自己在婚姻市场更有竞争力，会提高劳动参与率，而由于性别比提升所引致的 “非劳动收入效应”及 “替代效应”，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

我国应对性别失衡的治理体系

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与所导致的婚姻后果呈现之间至少有 20 年的时间差。

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达到峰值之前国家即开始了积极干预措施。

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性别失衡的治理活动，采取政策措施和手段削弱男孩偏好、降低出生性别比、实现人口性别结构自然平衡等多种措施，使得中国性别失衡态势得以控制。

国家针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施了“关爱女孩行动”国家战略与公共政策创新，建立了完善的出生性别失衡治理体系；同时立足于性别失衡的深层原因和社会后果，以完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等为主要手段，致力于改善影响性别选择的社会环境。

完善社会发展制度，并形成面向边缘群体的政策倾斜。在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领域，通过立法方式建立对“两非”（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约束机制。

199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55，在174个国家中排名107位，其中，性别发展指数为0.91。在性别失衡治理开展后，2017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5，在189个国家中排名86位，性别发展指数提高至0.96。

结语

尽管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的累积效应巨大，中国各年龄段的性别结构均出现失衡并将长期持续，婚姻挤压及其带来的诸多社会风险将逐渐显现。

解决人口结构的性别失衡问题，不仅仅需要治理、帮扶、保障措施，法律规范的完善、法治理念的贯彻更是必不可少——社会的进步，需要温和的教育、引导，更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对于性别失衡这一现实矛盾，无论社会治理，还是立法保障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保护这一矛盾中弱势的女性，不是贫困，更不能是落后的生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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