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岛经济学之十八：占领华尔街

今天继续分享希夫兄弟的《小岛经济学》。

前文讲到，原本以手工捕鱼为生的小岛，自从发明了捕鱼工具和借贷思维，全岛生产力迅速提升，岛民们丰富了衣食住行和娱乐运动。当小岛人丁兴旺、百业萌发之后，为了交换商品和服务，【鱼】就成为岛上货币。

由于每个人术业有专攻，岛上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岛民们过上小康生活后，逐渐发展出了低风险储蓄的银行，高风险投资的股票和基金。小岛基础设施愈加完善，对外贸易日益繁荣。

随后岛民们组建了国会、政府、法院、军队、警察体系，小岛取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还成立了中央银行，开始由官方发行货币，并承诺兑换黄金。

但是美国政府无节制地发行钞票，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

“幸运”的是，享有国际货币特权的美国，遇到了勤劳节俭的中国，世界格局开始重塑。中国承接全球产业链和生产力，而美国转向高价值产业和服务业，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和货币战争。

美国由于无力兑现黄金，1971年宣布“美元-金本位”破产，走向超发货币的不归路...

伴随着政府对房地产的支持，金融行业逐利而动，人民竞相购房和抵押贷款，于是美国房价加速上涨。

凡事既有高峰，就有低谷，房产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冲击了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且影响深远。

后金融危机时代，奥巴马的经济救赎主题是“变革”。然而，美国与中国仍在此消彼长。

2009年希腊发生债务危机，随后演变为全欧洲的债务危机，全球资本涌入美国避险。

美国为刺激经济，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经济终于企稳回升。

所谓“量化宽松”，是指一个国家的利率接近零时，再无降利率的空间。为了刺激经济，只好采取【央行“印钱”购买资产】的办法。

因此，量化宽松可被简单理解为增发货币，也是央行将【债务货币化】的隐秘手段。

2008年之前，量化宽松政策还只曾在日本施行，其议论范围也仅限于经济学界。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挽救经济，也终于开出这剂危险的药方。

在此后的六年间，美联储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即QE），大量购买国债、联邦机构债券、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

（1）第一轮QE（2008-2010）

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首次宣布将购买机构债和MBS，标志着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至2010年4月28日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美联储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其中包括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3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及1750亿美元机构证券(Agency MBS)。QE1主要是购买国家担保的问题金融资产，重建金融机构信用，向信贷市场注入流动性，目的在于稳定信贷市场。

量化宽松作为“轻松有效”的经济救助手段，在实施的头几个月就取得了貌似不错的成效。然而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刚刚按计划停止QE1时，经济低潮便卷土重来，苦心维持的泡沫又开始破灭。

量化宽松这个导火索似乎并未点燃实体经济那根更笨重的木头，因此又有了后面两轮备受争议的QE。

（2）第二轮QE及扭曲操作（2010-2012）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收购6000亿美元的长期美国国债。QE2于2011年6月结束，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同时，美联储通过向其它国家"出售"国债，套现还原成美元现金，增加了储备的规模（准备金大幅度增加 )，为解决未来的财政危机准备了弹药。

紧随其后的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美联储又进行了两轮“扭曲操作”(Operation T wist，OT)，在出售短期债券(3年期以内)的同时，买入了6670亿美元长期国债(6-30年期)，以此降低长期利率水平，延长美联储向美国政府借贷的时限。

（3）第三轮QE（2012-2014）

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令纽约联储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支持证券(MBS)。2012年12月13日，美联储宣布每月购买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加上QE3每月400亿美元的的宽松额度，美联储每月购买额达到850亿美元。

直至2014年1月，美联储开始渐进式缩减QE规模，并最终于2014年10月完成QE的退场，达成了失业率低于6.5%且通胀率高于2.5%的目标。

QE3期间，美联储总计购买了约1.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MBS。

三轮QE过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4.5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量化宽松逐步成为影响股票、债券和房地产走势最重要的因素。

通过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市场获得了大量新增资金，再次推动了房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涨。

华尔街的金融人士一片欢腾。

然而，量化宽松真的是一剂灵丹妙药吗？下面我们来看看QE引起的批评和争议。（引自五福资本伍治坚）

首先，量化宽松容易造成资产泡沫。

企业或人民收到央行投放的货币，可以选择投资实业扩大生产，但也可能选择进行资产价格投机，比如购买股票、大宗商品或是房地产。

上图显示的是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全球大宗商品（CRB）在2009-2012年之间的价格走势。这段时间内的每一次QE期间，美国股市都有比较大的上涨幅度。在第一次QE和第二次QE期间，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也有类似的价格上涨。但是到了扭曲操作和第三次QE阶段，大宗商品的价格则没有继续跟上。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每一次QE以后，股市的上涨都不如前一次来的有力。比如第一次QE后，美股股市上涨了50%。但是在接下来的几次QE中，美国股市分别上涨26%，21%和7%。这就好比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能够让运动员极度亢奋，创造出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接下来，如果剂量不变，那么这样的方法对于提高运动员成绩的作用则越来越小。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对于量宽的担忧正是，如果什么时候把这些人为的兴奋剂撤掉，那么我们的经济是否又会像一个病人那样回到病殃殃的状态。

其次，量化宽松可能会引发货币战争。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于通过贬低货币币值来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的策略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Beggar-thy-neighbour，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经济策略。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央行大规模增加货币发行量，导致国内的利率下跌，那么在一个没有资本流动限制的环境里，该国的货币币值会下跌。对于国内出口型企业来讲，这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了，因此竞争力会变强。但是对于他们的贸易伙伴来说，却是坏消息。因为贸易伙伴同类的出口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升高了。因此量化宽松也被称为是“捅邻居一刀”的经济政策。

如果所有主要国家的央行都热衷于量化宽松，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开始发生。这场战争可能是这样的：今天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注入流动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币值应声下跌。几天后欧洲央行也推出他们的量化宽松，于是欧元开始下跌。再过几天又轮到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不同国家的央行轮流推出不同类型的宽松政策，到最后谁印的钱多，谁就可能取得这场货币战争的优势。而对于全球经济来讲，这样的恶性竞争带来的只有坏处和怨气。

一个鲜活的例证是：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后，经济脆弱不堪的阿拉伯国家因专制腐败、经济衰退、生活贫困等问题爆发了“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其最终导致100多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并给基础设施造成1万亿美元的损失，推翻独裁统治后的阿拉伯世界又陷入了漫长的冬天。

可参见《中国国家历史》文章《阿拉伯之春是如何吞噬掉阿拉伯世界的》，《光明日报》文章《美国是“阿拉伯之春”的背后推手——法国出版<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一书予以揭露》。

第三，量化宽松会导致更大程度的贫富差距。

量化宽松的目的是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这个想法的出发点并没有错。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央行提供的这些“便宜的钱”，最后都流去了哪里？答案是，大部分的钱都去了银行那里。

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的金融业，也导致了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的倒闭。但现在央行通过量化宽松去拯救这些身处麻烦之中的银行，这样的行为导致的后果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2008年10月，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法令。该法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高达7000亿美元的预算去购买各种不良资产，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救市策略之一。财政部哪来那么多钱？自然需要发售国债，通过向央行举债来筹集这些救市资金。而央行的钱，自然只能通过量化宽松这个神奇的方法来制造出来。

那么这些救命钱都花去哪里了呢？让我们来看看接受TARP救助的十大公司：

在接受TARP救助的十大公司中，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大银行，他们包括：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同时接受大额救助的公司还有保险公司（AIG）和汽车公司（通用）。

上表也显示了这些公司在2011年的CEO以及他们在当年拿到的报酬（包括薪水，花红和股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CEO一年的报酬都在百万美元到千万美元的水平。像摩根大通的Dimon更是达到了2千万美元以上。

这就是量化宽松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银行大幅裁员，导致很多人失去工作；但同时美国政府和央行选择救助这些银行，而其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是那最顶层的一小撮高管人员。

到最后，所谓的救助行动变成了向一小部分最富有的大公司CEO利益输送的一场闹剧。

金融危机后的几轮量化宽松期间，美国10%最富有的家庭最先走出阴影，家庭资产很快再创新高。而中间40%家庭，却始终没有恢复至大衰退前的水平。

更为不幸的是数量最多、相对最穷的50%美国家庭，在遭受了重创后一蹶不振，至今依然挣扎在1970年代的水平。

这便是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历史背景。

“占领华尔街”运动

2007年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使得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经济萎靡、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国际局势也因革命浪潮而陷入动荡不安。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及其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位于加拿大的组织——广告克星媒体基金会（以宣传反消费主义而闻名，简称广告克星），提议举行和平集会活动占领华尔街，以此反抗美国政治领袖在解决经济危机中不够有作为的表现，反对美国政商界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

这便是“占领华尔街”运动。

人们意欲透过“占领”这一行为本身，形成一场对体制反思的运动。

是的，这是一场关于“定体问”（这一定是体制问题！）的运动。

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1%有、1%治、1%享》（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启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了“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的口号。

《1%有、1%治、1%享》这篇文章提到，美国上层1%的人控制全国40%的财富，他们享受着最豪华的别墅、最优质的教育、最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们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制定有利于少数人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攀升，市场机会日益减少，经济效率不断降低，基础投资严重不足，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穷人甚至中产阶级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远小于欧洲，所谓机会平等的美国梦成为泡影。《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作者托克维尔曾经形容美国社会的原则是“适度的利己主义”，它意味着重视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福利的前提。那1%的豪门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占社会99%的草根息息相关，埃及等中东国家近期的革命就是前车之鉴。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驻扎在曼哈顿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10月5日，这场大规模抗议行动的参加人数已达上万人，参加者主要是教师工会和运输工会的成员。同时，占领运动延伸至高校校园，全美国范围内的75个高校响应参加“占领高校”运动。

10月8日，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并演变成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美国奥克兰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

“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 一名“占领华尔街”示威者“我们之所以发起本次抗议行动，是因为感觉美国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整个国家都在受伤害，而造成这些后果的那些人却置身事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示威行动发起者、加拿大反主流文化杂志Adbusters主编凯利拉森

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调集大量警力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搭建的大本营实施强制清场。警方封锁了祖科蒂公园周边的大片街区，禁止车辆通行，大批防暴警察进入公园，驱逐已在那里安营扎寨近两个月的抗议者，并清除公园内搭设的帐篷和其他设施。在清场过程中，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

经此沉重一击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暂时偃旗息鼓。

但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已在人们心中播下了微弱而顽强的火种。

奥巴马的回应

对于这场蔓延全美各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奥巴马回应道：“美国民众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遭受重大损失，但至今金融行业仍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场抗议运动表达了美国人民对金融系统的不满。”

奥巴马指出，一个健康的金融系统要求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通过服务品质、价格和产品进行竞争，而非通过欺诈性操作、隐性收费和无人能懂的衍生性产品交易。此前他动用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力主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就是为了加强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奥巴马借机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指责国会共和党人过去一年一直阻挠该法案的实施，甚至希望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缺乏监管的时期，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甚至表示要废除该法案，而这些都不是美国人民所期待的。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奥巴马通过电台发布了名为《通过“巴菲特条例”确保人人公平分担纳税义务》的演讲。

演讲内容如下：

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谈论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我们要么建设一个只有极少数人非常成功，而其他人却要努力奋斗才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经济体；要么建设一个辛勤工作重新得到应有回报，每个人都公平付出，人人公平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人人遵守相同规则的经济体。现在这个抉择取决于我们自己。今天，我就要与大家谈论一下我关于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义务的想法。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有取之不竭的资源，那么任何人都不需要纳税，我们还可以按我们的需求随便花销。但是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没有取之不竭的资源，我们还有赤字需要平衡。我们还要在帮助我们实现未来经济增长和保证国家安全的领域进行投资，这包括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强大的军力以及医保和社保等退休保障计划。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做出选择。当我们面临平衡赤字的同时还要投资于未来的时候，我们是让处在收支都很难平衡的临界点上的中产阶级缴纳更多赋税呢，还是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纳税义务呢？我们需要选择。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为原本是一项针对2%最富有美国人的临时减税计划花掉了数千亿美元，而现在我们还在进一步计划为他们减税近1万亿。今天，最富有的美国人承担的税率处在50年来的最低水平。沃伦·巴菲特的税率比他的秘书的还要低。与此同时，过去30年来，中产阶级的税率问题几乎从没有被人提及。这不公平，也没道理。我们是希望继续给像我、沃伦·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这些本身就不需要，且从来没有要求享有这种政策的人士继续提供税收减免呢？还是在保证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领域进行投资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能同时担负这两项任务。现在，有些人称这是阶级斗争。但我认为让亿万富豪至少跟他们的秘书一样承担相同的税率很正常。在这个国家，我们并不嫉妒成功。我们追求成功。但同时我们也认为任何取得成就的人也应该承担责任、回馈社会，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而不是极少数人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这才是我所信赖的美国。在未来几个星期，国会议员们将获得一个表现自己立场的机会。国会将就巴菲特条例进行投票：如果你每年收入超过100万，那么你就应该至少承担与中产家庭一样的收入所得税税率；另一方面，如果你与98%美国家庭一样年收入低于25万，你们的税率将不会提高，因为你们一直在从大学学费到日常用品的所有东西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挣扎，你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缓解。因此，每个国会议员都将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继续保持对像我这样的人提供税收优惠上投赞成票，由于我们国家不堪承受这样的减税政策，他们就需要向大家解释这些钱要从哪里来。要么就是继续增加我们的赤字，要么是来自大家的腰包。这样的话，老人将为医疗保险缴纳更多保险费，学生也将眼看贷款利率升高而无法承担，普通家庭将由于最富有的美国人承担更低的税率而不得不面对被更高税率搜刮的现实。这不合理，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在美国，我们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我们如何依靠自己单打独斗的历史，而是关于我们团结共进的历史，是关于我们信任我们自己和国家的未来的历史。所以请告诉你们的议员代表们，把正当的事情做好。打电话呼吁他们，给他们写信，拜访他们，要告诉他们停止为不需要税收优惠的人继续减税，告诉他们开始为在未来帮助我们经济增长和让人民重返工作岗位的领域进行投资。这是我们让国家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更加强大的正途。谢谢大家。

然而，在普遍反对给富人加税的共和党掌控众议院的情形下，这项“巴菲特条例”最终也没有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美国贫富差距仍在扩大，随着1%和99%之间的落差蔓延至社会各个角落，甚至打造出天壤之别的“两个美国”，人们不得不自我解嘲：“之所以叫‘美国梦’，就是因为清醒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它！”

此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纪念活动一次次卷土重来，持续地提醒民众——勿忘财富分配的不公。

2021年1月，美国资本市场上演了一场散户抱团大战华尔街机构的较量，让美国一家濒临破产的游戏平台公司“游戏驿站-GameStop”在短短数天时间内一度暴涨近25倍。然而在给做空机构造成严重损失之后，散户却遭受到了华尔街机构的联合打压，甚至被交易平台限制买入股票（被称作“拔网线、关服务器”的恶劣手段）。

于是时隔十年后，美国民众再赴华尔街进行抗议...

这是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也是未来仍将发生的故事。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